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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唐开元二年（714年），海内安宁。 春天在北方边境击败了突厥入寇，盛夏季节西天竺国又遣使来献方物。 在遥远的南方海滨，安南市舶使周庆立和波斯僧广造奇巧，想进献给皇帝以赞颂这番歌舞升平的景象，但当时即位才三年、正励精图治的唐玄宗却拒绝接受。 这一看起来平静的一年，却可能标志着一个重大的转移：中国的对外交通正在逐渐转向海洋。 周庆立就是中国有史可考的第一位海关官员，在他之后，一个繁荣的海外贸易体系已渐渐成形。 从西域到南海 唐代的对外格局是在此前历史基础上的延续和发展。自张骞通西域以来，中国对外交通的重心长期是面向西域的陆路。 尤其在西晋覆亡之后的五胡乱华时期，大量不同文化背景的胡人操着不同的语言，沿着黄沙迷漫的丝绸之路跋涉而来，其结果不仅促成商品贸易的交流，外来文化（尤其佛教）还给中国文化开辟出全新局面。 与之相比，当时尚未全面开发的南方在三国孙吴时期才开始发展海外交通，受国力和技术所限，直至南朝被隋吞并，南方在对外开放程度上仍与北方相去甚远。 隋唐王室原本都出于北方豪族，定都长安也使他们无疑更着重放眼内陆亚洲；作为陆路丝绸之路终点的长安由此成为当时一座国际性大都市。 那时输入的外来文明大多源出印度和伊朗，而承担这一交流职能的则主要是中亚的粟特胡商。 粟特人不仅经商，由他们带来的美术、音乐等艺术也深深影响了唐人，盛唐时代也是粟特商人两三百年来在中国活动所达到的顶点。 但一种新的趋势也在此时逐渐浮现：南方的海外贸易小传统已经开始复兴。 当时闽粤一带仍被普遍视为遥远的蛮荒之地，但早在唐初武则天时期，广州已是南海边一个重要的国际商港： "广州地际南海，每岁有昆仑乘舶，以珍物与中国交市。"（《旧唐书·王方庆传》）这里说的"昆仑"，就是东南亚一带熟习水性的土著。 到天宝九年（750年）鉴真途经广州时，已看到广州海面上"有婆罗门、波斯、昆仑等舶，不知其数。并载香药珍宝，积聚如山。其舶深六七丈。狮子国、大石（食）国、骨唐国、白蛮、赤蛮等往来居住，种类极多"（《唐大和尚东征传》）。 因此，开元四年（716年）韶关人张九龄奏请开辟通往中原的大庾岭新路，以充分利用岭南对海外交通的优势："海外诸国，日以通商，齿革羽毛之殷，鱼盐蜃蛤之利，上足以备府库之用，下足以赡江淮之求。"（张九龄《开大庾岭路记》） (责任编辑：admin)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