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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有“以理解文”。一个词该取什么意项，一个句子该怎么翻译，等等，不仅要依据语境脉络诸因素，还要经常考虑到一个情理、事理的因素。比如1999年“以给供养”一句中的“给”，到底讲成“给以”还是“使……丰足”？就一般的意义上说，两种讲法似乎都可通。但从情理上一分析，就只能取“使……丰足”的意思。因为，何子平做为退职官吏，一般地“给以供养”是不会有什么困难的，用不着“竭身运力”。之所以要“竭身运力”，正是不满足于一般的供养，而要“使之丰足”。再比如“扶持私庭”的讲法，是“在家奉养母亲”，还是“扶助母亲理家”？这里固然有词义本身的规定性，但仅从情理上看，也不能讲成“扶助母亲理家”。因为这“理家”的重任还在母亲，而母亲已年近八十，如果真这样，何子平何孝之有！再看1996年的试题，其中涉及“事理”的地方决不止一处。比如，把“永械致之府，府为并它县追还”译为“郭永持兵器把他们押送到府，府中因此把郭永连同其它知县全都召回”，就明显违背事理。郭永，一县之长，怎么会亲“持兵器”押送“警盗”呢？整段文字都在讲郭永，并未涉及其它知县；郭永“械致”的是“警盗”，“府中”为什么要把各知县“全都召回”呢？理由何在？目的何在？这些，都于理不通，所以仅从这个角度就可判定它是错的。在考查对文意的综合理解时，命题者拟了这样一个选项：“郭永屡次援引法令节制丹州长官，因而受到威胁，但郭永胸怀宽广，顾全大局，反而为他说好话，向朝廷作了推荐。”抛开词句本身的规定性，还单从事理上说，这样讲也是不通的。郭永仅是一名司法参军，是“守”的部下，说“部下”向上级“反映”自己上司的情况或许不错，但说向朝廷“推荐”自己的上司就完全背离了事理。从上面的例子也可以看出，命题者为选择题设置“干扰项”，其方法之一就是在“事理”上做文章。 四、认真学好教材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要从教材出发、要以教材为基础的问题，这一点很重要。抛开教材，另搞一套，费时费力，效果也不一定好。现在实行“一纲多本”，高考命题不与教材直接挂钩，因而有人对“本”的作用产生怀疑。其实是“离本不离纲”，而“本”总要体现“纲”的需求。近年高考文言文全都选自课外，而实际上又差不多都可以从课文中找到根据。 2001年的试题直接考查了6个实词。“允”、“副”比较一般。“恪”有一点难度，而初中教材《制台见洋人》中却见过它：“一直是恪遵功令，写的是小字。”“致”做“取得、得到”讲，现代汉语中没保留这个意项，而古文中是常用义项，中学语文课本中也见过：“家贫，无从致书以观。”（《送东阳马生序》）“勤”做“辛苦”讲，教材出现过多次：“昼夜勤作息”（《孔雀东南飞》），“勤而无所，心有悖心”（《崤之战》），等等；“勤”做“勤恳努力”讲，教材也见过：“盖余之勤且艰若此”（《送东阳马生序》），“皇上欲开懋勤殿设顾问官”（《谭嗣同》），“然自执政以来，忧勤国事”（《海瑞传》）。“徇”做“从，曲从”讲，在现代汉语中仍然保留住，如“徇私情”，“以身徇国”，就是“以身从国”，“一切都服从国家利益的需要”；“徇”通“殉”教材中没出现过，而“殉”的本字是见过的：“吾誓与城为殉”（《梅花岭记》）。再看知识性词语的题目。“奉洒扫”，“奉”有“承受、接受”之意，《出师表》“奉命于危难之间”的“奉”就是这个意思；而“洒扫”一词在《林黛玉进贾府》一文中见过：“另有五六个洒扫房屋来往使用的小丫鬟。”“先君”一词，教材也出现过：“先君子尝言”（《左忠毅公逸事》）；而且“先”的这个用法，教材中出现过不止一次：“思厥先祖父”（《六国论》），“姬，先太母婢也”（《项脊轩志》）。“承袭茅土”的仪式，在《土地》一文中提到过，课文还加了注解。只有“夜分”，在现在的教材中不曾见过。 教材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是积累词语和各种必要知识的根据，它也是培养语感、训练思维的凭借。语感，是对语言的一种直接感受能力。我们在读书的时候，凭借的常常是语感，而不是明确的理性思维，语感强的人，用不着做什么语法分析、逻辑推断，而能“直觉”地把握语意，体味情调，分出正误以至优劣。所以，培养语感是提高阅读能力的重要一环；而语感的形成，又只能靠阅读的实践，特别要靠精读的实践。我们强调学好教材，就包括着要“读”好教材，要诵读，熟读，好的篇章要能背诵。前面我们还专门提出要“训练科学的思路”，这思路的训练也是要靠学习教材来进行的。 下面举出《屈原列传》（见高中语文第六册）中开头的两小段，具体说说如何积累知识，如何训练思路，同时也涉及“历史观念”的形成，语感的积淀。 屈原者，名平，楚之同姓也。为楚王左徒。博闻强志，明于治乱，娴于辞令。入则与王图议国事，以出号令；出则接遇宾客，应对诸侯。王甚任之。 上官大夫与之同列，争宠而心害其能。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，屈平属草稿未定，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，屈平不与。因谗之曰：“王使屈平为令，众莫不知。每一令出，平伐其功，曰，以为‘非我莫能为’也。”王怒而疏屈平。 读第一句就要注意到，“屈原者，名平”，“原”是什么？是他的“字”。而且，“平的地面”为“原”，由此看出古人“名”与“字”在意义上的某种联系。“楚之同姓也”，很容易误解成楚王也姓“屈”。注解说“屈、景、昭氏都是楚国的王族同姓”，这是注而未明。但我们可以意会到“屈”是“氏”，而不是“姓”，楚国王族姓“芈”。先秦时期，“姓”是氏族（或“部落”）的标记，它标志一个人由哪个氏族出生，故称为“生”，又由于在母系社会知母不知父，所以加“女”字边，写作“姓”。而“氏”是家族的标记，以什么为“氏”就有不同的办法，“屈”就是以封地名为“氏”。后世说的“姓”一般就是先秦所说“氏”。这是知识，也是一种历史观念。这两段中，有些词要格外注意，如“害”（嫉妒）、“属”（ｚｈǔ，写作）、“伐”（自夸）等。还有“接遇”、“造为”、“宪令”都是同义、近义词连用，两个因素可以“互解”。 这两段文字中有两个地方都容易以今例古，囫囵过去或者弄错。一是“出”与“入”，这两个字太熟悉了，谁都不会感到理解上有困难。其实这里有误区。这不是一般“进入”、“走出”的意思。古文中“出”、“入”相对，一般指国内、国外，或家内、家外。“入则无法家拂士，出则无敌国外患者，国恒亡”。（《孟子》）“弟子入则孝，出则悌。”（《论语》）这都是明证。本文中实际是说屈原“在国内”和“在国外”内政、外交两方面的活动。这正是“王甚任之”之“甚”的具体表现。再一处是“夺”跟“与”。课本注“夺”为“夺取”、“与”为“给”，粗粗一看也通了。但揆情度理，就感到有问题：起草宪令是国王交给屈原的任务，上官大夫“夺取”它干什么？这不是过于莽撞而毫无意义的举动吗？其实，在文言文中，“夺”和“与”都还有另外的常用义：“夺”即“削除”，“与”即“赞成”。屈原写的宪令是“未定”之草稿，上官大夫看了之后觉得有的条文与己意不合（或许是故意挑衅），要求“削除”，屈原“不赞成”，于是上官“谗之”。这才合乎人情，顺乎事理。当然，这里又有一个观念问题：没有历史观念，习惯于以今例古，就不会“发现”问题，当然也就无从解决问题。 如果这样阅读，教材所发挥的作用就大了。 (责任编辑：admin)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