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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在很多问题上，我们面临着“法治或其他”的选择。按照我对《法治东西》的理解，只有在“人生必需”的意义上，我们才应该首先诉诸法治。这些必需包括构成人的生存和尊严的基本要素，在法律上往往表述为人的各种基本权利，但对于不构成人生必需或是人生必需中属于无关紧要的内容，我们可以甚至应该从其他角度来考虑。 最后需要强调的一点是，当我在谈“法治或其他”之时，这种选择只限于普通个体。对公权力而言，除了选择法治别无旁路，因为在不受法治约束的公权力之下，没有人的“人生必需”是安全的。(叶竹盛) 7.贪官悔过书的功利性分析 “我头上缺少党纪国法这根高压线，忘记了为人为官的底线，私念像精神鸦片，麻痹了我……”这是昨日媒体披露的南京原市长季建业的悔过书内容。落马官员发表忏悔自白，季建业远不是第一个。《法制晚报》记者从近年来的公开报道中发现，至少有53名落马官员进行过公开忏悔。其中，近六成人回忆了自己的贪腐史，剖析个人贪腐原因。最常见的开头是“我是农民的儿子。”有14人这样表述。 每逢贪官落马，在其受到党纪国法的处理之外，还有道例牌菜，就是写悔过书，或声泪俱下地向司法机关和公众表达忏悔之意。这些人搭乘人生“过山车”直达谷底，台上威风八面，台下泪眼婆娑，对比之大，也常是坊间热议的话题。但俗话说“嘴是两张皮，张口不费力”，有时见到其中某些人忏悔得信手拈来，就像在背台词，我都分不清这究竟是他们掩藏已久的真心话，还是备好草稿的表演而已。 贪官之所以爱忏悔，与我们积累深厚的“忏悔文化”恐怕不无关系。很多人都有这样一种经验，从小做错事怕家长打，怕老师骂，最好主动认错，并积极表达悔恨。悔过不能光嚼舌头，情绪的配合也很重要，因为一般来说，大人面对嚎啕大哭的孩子很难下得去手。如果你很冷静，说明态度还不够诚恳。而如果你挨了训还要笑，就跟我小时候一样，别说老爹不信你真的知道错了，还会认为你完全是在挑衅。 当然，对于贪官来说，《刑法》并没有把悔罪作为法定从轻处罚的情节，也就是说，你再痛彻心扉也未必能影响判决。但是，一个把自己摆得较低的姿态会影响社会评价，并有助于改善舆论环境。基于此，对于退无可退的落马官员来说，他可能就有一种侥幸心理，如果我的卑微能让办案人员和外界有一丝恻隐之心，那就应该一试。你也看出来了，无论儿时认错，还是落马后悔过，本质上都是功利的。 从语词的角度分析，忏悔者习惯以“我是农民的儿子”来起头，也透出这种实用主义的心态。强调草根出身，表达的是奋斗之不易，容易为人所同情。此外，正所谓“人之初性本善”，这话的意思还包括我虽有错，本质上还是个好人—瞧，这还是在争取宽大处理。还有一点，拿身份作托辞相比指责制度有漏洞也更为安全。忏悔套路如此相同，以至于观者不能对悔过者的真心与否冀望太高，更别奢谈警示作用。 有意思的是，贪官悔过书还经常被人搬出来，与其此前在台上说过的话作对比，有些就是主抓廉政教育的。我看这种对比倒是更有警示意义，应该多做，看哪些同志打自己脸最重，最不怕疼。 8.媒体评“史上最严”控烟条例：有屋顶就不能抽 被称为“史上最严”的北京市控烟条例将于6月1日起正式实施。4月12日，记者在条例实施倒计时50天宣传活动上了解到，届时执法部门工作人员将走上街头，开展控烟执法。 近年各地纷纷出台控烟条例或禁烟暂行规定，尽管配有罚则，但执行效果并不尽如人意，有的地方几年没有处罚过一个人。原因很多，比如取证难，再比如执法主体不够明确、人员紧张，甚至包括执法者怕麻烦等情况。此外，还屡屡出现拒绝受罚的情形，由于缺少专门控烟队伍天天上街巡查，就算是抓到违规抽烟者，罚款执行起来也难。有业内人士感叹：“有的人吸烟了，等你人来，他烟头已经掐灭了;还有的客人在抽烟，服务员说老板不在，就是不给钱……”确有一些经营场所出于利益驱动，不愿劝阻消费者吸烟。 此次，北京出台的控烟法规，被称为“史上最严”，体现在“凡是有屋顶的地方都不能抽烟”，除公共场所、工作场所的室内区域以及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吸烟之外，以未成年人为主要活动人群的场所、对社会开放的文物保护单位、体育场、儿童医院等场所的室外区域均为禁止吸烟区域。甚至被冠以“目前国内与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《烟草控制框架公约》最为接轨的一部地方性法规”。但是，最严法规要落到实处，仍需要执法有力。 我国香港地区关于控烟的做法值得借鉴：一是处罚金额高。按照香港的《定额罚款(吸烟罪行)条例》，在指定为禁止吸烟区的区域内或在公共交通工具内吸烟，罚款1500港元。二是欢迎举报。吸烟时间短，“难取证”的问题在全世界都存在，市民举报就凸显了作用，据报道，在2012年，香港的控烟督察共收到约1.8万宗有关吸烟的投诉。所有违例吸烟投诉，控烟办公室都会根据既定程序跟进，向投诉人了解详情，例如违例吸烟的时间和地点，针对投诉内容还考虑日后于个别时段到有关地方进行突击巡查。三是加强巡查。控烟督察的巡查时间除一般办公时间外，也包括星期六、星期日及公众假期、晚间和凌晨时分。对于违例吸烟情况较为严重的公众场所，控烟办公室会重点打击，作出更频密的巡查。这些做法并不难参照，如果内地执法部门择其优点，落地执行，势必能发挥良效。 这些年，一些法律法规或公共政策出台，舆论总不忘冠以“史上最严”的前缀。评价法规、政策是不是“史上最严”，不能光看条款，而是更多体现在执行上。有了钢牙利齿，会不会张嘴?张嘴了，会不会咬下去?如果“史上最严”的控烟法规执行到位，真正成为撒手锏，无疑值得期待。 9.借余秀华打造乡土作家群，靠谱吗? 突如其来的成名，让湖北农民女诗人余秀华陷入从未遭遇过的一场喧哗。据《南方都市报》等媒体报道，这些天来各路人马纷纷上门拜访，媒体来了，出版商来了……当地有关部门也来了，并“试图借余秀华打造‘乡土作家群’的城市名片”。 这种情形让人既感欣慰又担忧。让人欣慰的是，成名对余秀华来讲终归是件好事，可看作是对她多年来在逆境中坚持写作的一种嘉奖。这既可以给她带来精神上的满足，也可以带来现实的一些好处。特别是对每月仍在领取60元低保救助金的她，成名可以给她带来必要和实在的物质帮助。让人担忧的地方在于，热议之下，不乏一些不友好乃至于羞辱性的声音。虽然这可说是一个人成名的代价，毕竟余秀华从未经历过这种人生体验，这种过度消费很可能给她带来不小的困扰和伤害。 一个诗人，成名之后引来媒体和出版商竞相拜访，也在情理之中。但是当地有关部门“试图借余秀华打造‘乡土作家群’的城市名片”的举动，多多少少有将余秀华当作赚取政绩的工具、“消费”余秀华的嫌疑。且不论当地有关部门此举的动机如何，单就此举的可行性来讲就大打折扣。文学艺术类名人或者名作，一般来讲都极具个体特质，很少有什么地域属性。不能用一地“特产经济”的思维来支持文学创作。借余秀华打造“乡土作家群”，有违文学规律。 当然，当地有关部门上门慰问余秀华，这原本不是坏事。就算这是马后炮也好，搭便车也罢，总算是一种迟来的问候。当地若想借余秀华打造“乡土作家群”的名片，也应把握一个原则，就是充分尊重余秀华本人意愿。凡事就怕做过了头，如果纯粹把余秀华当作赚取政绩的工具，而不考虑诗人的切身感受，那样也是在消费余秀华，并且可能对她造成新的伤害。 处于当下社会，信息传播高度碎片化，新闻热点一波接着一波。余秀华被舆论推上风口浪尖，也可能转瞬就被抛下新闻舞台，这可能是没办法的事情。但对她的善意和尊重，要从多关注她的作品，不过度消费她开始。 (责任编辑：admin) |